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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亮的十米》——田亮自传

    作者: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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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兮祸兮

    爸妈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因为自我诞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顽症,终于好了。爸爸被称为“田满意:。

    1979年8月27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

    我的父亲田期福是从部队转业到南岸区马铁厂当了一名司机。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是

    习惯了在长途旅行中对着机器喃喃自语,但在家里,他总是沉默寡言。这种性格,在2000年调到《当代党员》杂志社后,依旧没有明显改变。母亲林昌珍以前在重庆市劳保厂车工,由于工作特别积极,一天能完成一天半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在厂里的大广播里受到表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了收发室收货(清点),又到了凤凰服装商场当营业员。母亲很好强,当年做车工的时候长期用“火眼金精”来检验货物标准,加上回家后舍不得用煤油灯,总是借着月光看书,落下了高达2000多度的近视:她看书,几乎是吃书。

    1974年11月22日,我的姐姐田林降生了。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父母作出如此决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家庭并不宽裕,多一张嘴就多一分负担,而对孩子的未来投资,是需要本钱的。

    也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每次都把大人折腾得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为了这个小生命,父母三天两头跑到重庆儿科医院看病,折腾得精疲力尽,一星期检查一次,一个月住院一次。从民间偏方到知名中医,可惜总是效果甚微。两人泄气了。

    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老田,咱们再要一个小孩吧。这样,林林也不至于太孤单!”当时才29岁的母亲几乎是哽咽着说这话的。坚韧而好强的她,这些年一直盼望着工作和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但由于姐姐,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实际上,让他们如此难以下定决心。主要是当时正值1978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提倡“晚稀少”。独生子女可以得到一个月5块钱的补贴。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全年的独生子女补贴足够他俩的半年工资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上非要生出第二个小孩,无疑是往枪口上撞,领导可能会因此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而普通工人将失去晋级、涨工资的良机。

    果然,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600工分。当时一级工资是5块,一年损失60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60元。对于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居住面积不到12平米的窘迫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姐弟。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尊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

    “巴依老爷”(1)

    --存钱、集邮、看电子游戏

    在经济拮据的年代,一个贫寒子弟如果想拥有自己的爱好,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总是想让自己与只知道玩泥巴、沙坑的伙伴们,有些不一样。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打小就对家庭的境遇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使得我对节约有了比

    较特殊的情感。

    上幼儿园及学前班时,学校都会发作业本。我会将压岁钱,及从牙缝里省下的零花钱,夹在作业本里,既存了钱,还可以当书签用。集到一定程度,我会让妈妈将其换成新的,比如十块钱的大团结。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存钱罐。小时候,由于没钱买玩具,妈妈给买的存钱罐就是我心爱的宝贝了,每年她都会买一个存钱罐送给我,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代表陕西队在北京四块玉代训期间。

    记得第一次拥有存钱罐后,我游说家人:“爸妈,您们往里面丢个硬币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声音!”知子莫若母,妈妈一眼便戳穿了我的鬼把戏:“扔进去,你就不会给我们了。”我嘴硬地解释:“我又不乱花,只不过在帮你们收集零钱嘛。”这倒是实话,我从来不乱花钱,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后来在北京代训的时候,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特高级的电子存钱罐。这个小东西在宿舍里大受欢迎:只要投一个硬币进去,背景马上会出现一个大红心,随后还有两个亲嘴的小人,连续亲三次。我对围观的小伙伴说:“你们投吧,可以看亲嘴呢!”小伙伴们都挺聪明,看够了热闹之后便一撇嘴:“我们才不要看呢。”随后各自散去。

    看来,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我只得把存钱罐里的硬币都倒出来,一个个地再向罐里投。好景不长,那些漂亮的图案不出现了,小人也不动了,因为电池耗光了。从节俭的角度,我认定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因为我还得为它买电池,这无疑又得让我另外投资。

    我曾向家里保证说,绝对不会乱花存钱罐里的钱。我做到了!尽管经常手头“吃紧”,但我从来舍不得花里面的钱,哪怕是一分钱。就那么一分、两分、五分,一点点地存着。每次买东西找钱,我都希望别人能给我硬币;而哪个小朋友要是有硬币,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拿纸币和他们兑换。过年时,我缠着妈妈把给我的压岁钱也换成硬币。

    离开家住宿舍之后,我早上通常比队友们醒得早,于是我就呆在上床、趁他们酣睡的时候,把存钱罐里的钱全部倒出,按各种方式分类,例如面值、发行年限、新旧版本等,一遍又一遍地数。

    可是奇怪,每次我数出来的钱数都不一样。

    但是当硬币“哗”的倒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音乐!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点像动画片《阿凡提》里面,总爱在家偷着数金子的守财奴巴依老爷吧?!

    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当年队友们从来都没发觉,那个一清早就在上床铺数钱的田亮。你能想到吗?在艰苦而单调的训练之余,数硬币曾经是我仅有的一点生活乐趣。

    喜欢集邮纯属偶然。小时候,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对我的影响最大,而她的爱好、行为方式以及审美标准,都直接左右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姐姐成了集邮发烧友。每天放学后,她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摆弄自己的邮票集,向我炫耀这些邮票的来历,及其背后蕴藏的典故。

    在我心目中,第一次有了邮票这个概念。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下定决心:我也要集邮。

    然而,我遇到的第一阻力就是钱。当时为一日三餐操劳的父母,是断然不会容忍家里两个孩子都有如此“劳民伤财”的爱好。于是,我一次次缠着妈妈要钱,经不住软磨硬泡,妈妈想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集邮可以,但必须用自己的钱买。那时候,他们每周给我一块钱的零用钱,而我其他的收入全靠过年时大人给的压岁钱,平时根本舍不得花。妈妈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渐渐转移爱好。

    不过,她低估了我的意志力和理财能力。当时,离我们学校两三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集邮市场。一有空闲,我就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比较,然后通过挑选邮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财观念:第一,我会很谨慎地把每个礼拜的这一块零用钱用在“刀刃”上;第二,我会仔细推敲如何支配这一块钱、怎样买到漂亮、便宜而且数量多的邮票。

    我一般会买一套四五张的套票,或者一套两张的,有些邮票很贵,我顶多买一张。那时

    十二生肖中的猴票(1980年)比较贵,根本买不起,那我就买当年8分钱票面价值的鸡票(1981年)。等有钱后,再买狗、猪之类不太贵的邮票。从那会儿起我就养成了追求完美的个性,我向往的东西,一定要买下来,如果钱暂时不够,就先攒钱,等够了之后再买回来。

    当然,我买回去的邮票,基本不会出现在姐姐邮册中的范围。因为那时候我岁数小,不知道互相交换邮票的说法。为了妥善保存这些“宝贝”,我会满大街捡烟盒,小心翼翼地剥下塑料皮,用来包邮票,起到保鲜膜的作用。一个烟盒的塑料皮顶多包两张邮票。后来,我慢慢有了自己的集邮册,一本装满了,再装第二册。谁知等我迷上了集邮这个爱好时,姐姐又玩起了别的花样。

    我坚持不懈的爱好感动了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