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蓝玉等人并未入《明史》逆臣传，倒是胡惟庸名列《奸臣传》第一的位置。
明朝一代，有“丞相”之名的，只有四个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但徐达只是挂荣衔，真正理过事的只有三个文臣。
胡惟庸乃定远人，在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和州时即来帐下投附。这样一个村学究，很快就成为老朱幕府笔杆子。早年，胡惟庸遭遇也一般，最多做到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此类的下级官员。由于善敛财，知道买官的门径，他向当时深受朱元璋信任的李善长献上黄金二百两，才能在吴元年进入朝廷当上了太常卿（礼部主事）。
得入京城当官，凡事就好办多了，机会也日益增多。为了巴结李善长，胡惟庸把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两家成了亲家，更增添了家族势力。
李善长作为朱元璋左右手，定榷盐、榷茶诸法，开铁治，定钱法，奏定官制，监修《元史》，规划明初开国的祭祀、爵赏、封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居功甚伟，被朱皇帝誉之为“朕之萧何”，称为“真宰相”。
由于李善长当权日久，遍引亲信于朝，老朱也日渐冷落于他。李善长知道急流勇退，称病退休。朱元璋念起旧情，还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并在洪武十三年起复他一次，与外甥李文忠一起“总理中书省等军国大事”。
李善长的丞相位置空出来后，朱元璋曾向刘基询问继任人的合适人选。当然，朱皇帝是自己提出人选，要刘基出主意拿捏。老朱首先认为杨宪合适，刘基与杨宪两人关系相当好，但他秉公直言：“杨宪有宰相之才，无宰相之器。当任宰相之人，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能置身度外，杨宪没有这种器量。”老朱又提名汪广洋，刘基摇头：“他比杨宪差远了。”老朱提名胡惟庸，刘基更是竭力反对，认定此人小牛不能拉大车。
也甭说，胡惟庸虽然是“小牛”，在倾害人方面乃大老虎一个。他听说杨宪要入相的风声后，马上找到李善长，表示说这个山西人当了丞相，我们淮西人再不能当大官了。
淮人集团在明初势力最大，乡里乡亲，文臣武将，遍列朝廷，里外上下一合手，果真最后把杨宪挤排得丢了性命，为朱皇帝所杀。
杀了杨宪，加上李善长推举，胡惟庸天天一脸谄媚，很遭朱元璋喜欢，宠遇日盛。洪武六年，他被升为右相，未几又进左丞相。
独相数年，老胡大权在手，生杀黜陟，往往不奏皇帝而行。内外诸司上奏封事，他必先取阅。凡是有不利自己的奏章，都匿不不呈。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对胡惟庸百般巴结，馈遗金帛、名马，不可胜数。
对此，大将军徐达曾向朱皇帝反映情况。胡惟庸阴险，用重利引诱徐达的门人想让他上告徐达谋反，结果门子反把胡惟庸托出，只不过朱皇帝当时没深究而已。
另外，深恨刘基说过自己不能为相，胡惟庸以替刘基治病为名，派医生携慢性毒药治死了刘基。刘基一死，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胡惟庸定远老家宅院的旧井中忽生石笋，“吉瑞”突现，又有人告诉他祖坟中好几个坟头夜有火光炽天，坟头冒烟，老胡以为是天降吉兆，暗喜中更加自负，忖度自己又要“进步”了。官至丞相，再“进步”，就只能当皇帝了。
恰巧，当时有明朝功臣吉安侯陆仲亨擅用公家驿传，平凉侯费聚嗜酒好色，均为朱元璋节责重谴。胡惟庸看中二人戆勇无谋，便吓唬二人早晚会被正法。二人大惧，哀求老胡出主意。胡惟庸便让二人在外收集军马，以备“急用”。同时，他在朝中与陈宁勾结，阅示天下军马图籍，很想把明朝取而代之。
为了成事，老胡还托李善长的弟弟、时任太仆寺丞的李存义说动老李也入伙。估计当时并未明说，李善长年老，也装糊涂，依违其间，其实是“婉拒”。
胡惟庸确是很“庸”，造反这么大事，竟然让这么多人知道，而真正起作用的禁卫军军官，他一个也没争取到，反而大老远派人携书向元顺帝儿子远在沙漠的旧元太子称臣，还派他的心腹明州卫指挥林贤从海道借倭兵准备里应外合。
甭说，林贤从日本还真“借”来了四百倭奴兵，按原计划，这些人准备在充当贡使随从时趁觐见之时行刺朱皇帝。具体方法是：贡使在大殿上奉巨烛，里面事先装填了火药和刀剑。试点时，巨大的蜡烛放出的不是芳香而是烟雾和刀剑，贡使趁机操兵，在殿上杀掉皇帝。结果，当这批日本矬子坐船抵达南京时，胡惟庸已经被杀，四百矬子刚上岸就被铁棍打翻，一齐押往云南深山老林去“劳改”。
胡惟庸太自得，本来没着急动手，他一是想趁朱元璋外出巡视时动手，二是想等林贤与倭使朝见时行刺。但是，几件小事，让他狗急跳墙，不得不匆忙布置。
其一，占城国入贡，胡惟庸未及时报告，朱元璋怪罪下来，他又转嫁责任，惹起老朱愤怒，穷追致使者；其二，朱皇帝推究刘基死因，赐死汪广洋；其三，胡惟庸儿子乘马车遇“车祸”而死，老胡怪罪车夫，一刀把人砍了，朱元璋闻之愤怒，让他“偿命”。
数事相加，胡惟庸越想越怕，对左右说：“主上任意杀掉有功大臣，我可能也不免。同样是死，不如先发，以免寂寂受戮！”
未等胡惟庸动手，本来与他一伙的御史中丞涂节关键时刻害怕，主动上变，在洪武十二年底向朱元璋告发了老胡。他的一个同事，同为中丞的商嵩由于被胡惟庸贬为中书省小吏，怀恨在心，也向皇帝汇报老胡的“阴事”，并涉及到御史大夫陈宁和最早上告的中丞涂节。
朱元璋大怒，立刻逮捕胡惟庸等人审讯。
被牵引联告的御史大夫陈宁，很早因文字才气为朱元璋任用，但此人本性严刻，在苏州任地方官时为催赋烧铁烙人，人称“陈烙铁”。他入京为御史后，益加严苛，连朱元璋都数次责斥他。陈宁儿子劝其收敛，他竟然操起大棒把儿子活活打死。朱元璋闻讯，深恶其杀子之举，说：“陈宁对儿子如此，心中怎能有君父！”闻皇帝此言，陈宁心惧，故而串通胡惟庸谋反。
据《明通记》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诡言其府中水井出醴泉，邀朱皇帝临幸。驾出西华门，有一太监云奇驰马冲驾，因气勃口不能言，比比划划。朱元璋怒其不敬，令左右乱棒击打，把云奇胳膊都打断，几乎当场打死，但英勇的云公公仍然指划胡惟庸宅院做刀砍状。“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胡家），（见）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帝）即发羽林（军）掩捕。”
此记，实乃小说家语。老朱半老头子，又没望远镜，不可能在宫城上看得见胡惟庸家中的情形。
实际情况是，涂节上告，加上商嵩上告，他派人逮捕胡惟庸，自然一审即清。
案子定结，胡惟庸、陈宁，包括首先上告的涂节，皆拉入集市碎剐，族诛诸人，并杀老胡党羽、僚属以及一切与胡惟庸有关系的人（包括向他送过书画签过名的几个文人画家），共一万五千余人。
本来，名单中还有大文豪宋濂。由于他孙子与胡惟庸相识，不仅孙子被杀掉，连累得已经退休的老宋被解送入京要挨刀。幸亏有马皇后解劝，言宋濂曾为诸王老师，又不知谋反事，被“从轻”发落流放茂州，但中途病累而死。
当时，群臣认为李善长知情不告，也应加罪，朱皇帝还装宽容仁义，说：“朕初起兵时，李善长即谒军门，称‘有天有日矣’，是时朕二十七，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我意，赞画献谋，劳苦实多。陆仲亨年十七，父母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斗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立即从朕。既长，以功封侯，比皆吾初起时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
但是，过了十年，老朱为诛除群臣，旧事重提，不仅赐死李善长，又族灭李善长全家以及陆仲亨等人，滥杀两万多，株连蔓引，数年未平。
李善长最冤，这位“萧何”不仅自己以古稀之年要上吊，三族被诛，只有当驸马的儿子李祺侥幸逃过一命。为此，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老李辩冤：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封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李）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由于这封原本大才子解缙代笔的奏疏写得过于合情合理，杀人如麻的朱皇帝竟然没生气，不了了之。但字里行间也虚透这样一个消息。朱皇帝迷信，不过杀李善长避天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