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行至清风山，刘綎遇到后金派来的间谍，谎称自己是杜松手下，要刘綎与他会军进攻。
刘綎为抢头功，更死命往前赶路，行至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榆树乡，踞后金首府赫图阿拉很近），明军正遇后金埋伏的士兵。
刘綎慌忙布阵，阵未成，后金军一部已从高冈驰下，奋击明军。刘綎所部明军殊死搏战，其手下数千亲兵皆百战勇士，战斗力极强，与后金厮杀在一处。
不久，后金军倾翼迂回冲上，人马越来越多，明军逐渐不支，忽然大溃。刘綎纵马力战，最终于后金兵乱刀之下，其属下两万多明军，仅仅逃出几个人。
后金兵乘胜而前，杀至富察甸，正遇本来充当接应的康应乾部明军以及一万多朝鲜援军。后金兵高呼上前，很快杀尽了数千明军。
朝鲜元帅姜弘立见势不妙，在如此关键时刻竟然勒兵不战，向后金投降。朝鲜军队投降后金后，还把战败后与大部队失散的数百明将明兵尽数交与后金军队。
明军游击将军乔一琦血战三天三夜，刚刚在朝鲜军营吃碗冷面，就被棒子兵以刀相逼，喝令他出营向后金军投降。乔一琦双眼冒血，大叫一声，跃身投崖而死，为国尽忠。
不过，投降的棒子们也没有好下场，姜弘立等军将一直被扣压，属下士兵皆被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致死。
至此，杨镐所统四路大军，三路皆丧。他立即下令李如柏回军。李氏家族一直与后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对刘綎又见死不救，不少人怀疑李如柏与后金之间其实是有某种私下交易。
此次萨尔浒大战，明军文武将吏战死三百一十多人，军士死亡五万多（明官方数字是四万五千八百多人），丢失驼马甲仗军资无算。
杨镐以十二万之众，败于六万后金军，罪过不可谓不大。这次杨镐再无人替他在朝中开脱，被逮论死。
不久，为了全取辽沈，后金以界藩为临时都城，在万历四十七年夏天，攻取了开原、铁岭。
开原位于辽河中游左岸，是明朝军防重镇。由于警备松懈，四万多后金兵一鼓作气缘城而上，总兵马林以及大将于化龙等人皆阵中被杀。
破城后，后金兵在开原屠杀三天，杀掉居民近十万人，然后焚毁城市，饱掠而去。
又过一个多月，后金兵攻击铁岭，守城明军全部战死。
在攻取开原、铁岭的同时，后金击败前来援明的喀尔喀部蒙古与叶赫女真。此后，“夷虏”联合，终成明朝东北巨患。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拥有二十万左右的精兵，而杀掠而得的衣甲骡马又充实了他们的后勤保障。努尔哈赤手中握有了真正开国立朝的大本钱。
据实而讲，明军诸路中，杜松、刘綎等部明军战斗力很高，可惜的是单部兵员占下风，战法又死板，最后被后金各个击破。
明军与后金战阵，基本都是先结营，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没有心理准备的明军往往发慌，只要他们掉头，必定逃不脱被大辫子金兵砍杀的命运。
事易时移，十九世纪中晚期清军名将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交战，仍旧使用这种不要命的“奋勇直前”战法，但僧格林沁不抵“马克沁”，两三万清兵骑兵在西洋连发机关枪下落叶般堕地而亡。所以，如果明军热兵器在当年有“马克沁”机枪一半的威力，“后金”可能早就成为历史名词。
萨尔浒大战，后金仅仅以伤亡五千的微弱代价，打败了十二万明朝的精锐部队，并杀掉了其中的一半人。
在明朝“九边”中，辽东称为“九边之首”。由于辽东位于京师左翼，故又称“辽左”。辽东疆域极阔，其东隔鸭绿江与朝鲜相邻，西至山海关接引京师，南至旅顺口与登、莱二州隔海相望，北辖开原、铁岭控白山黑水，东西一千余里，南北一千六百里，一面阻海，只有山海关一线与内地相通。
如此巍巍雄藩，明朝在这么山川肥美的地方竟然未设州县，只有于开原、辽阳两处设立州治，其余皆归卫所管辖。
当初明朝的考虑，是因为辽东华夷杂糅，主要注意力在于“北虏”的残元势力，对于“东夷”女真人主要以“抚”为策，想使“二虏”互攻，坐收渔利。
特别疏忽的是，明政府对于辽东地区一直没有积极开发，没有执行大规模移民实边的工作，致使此地防御体系脆弱。如果早早安插些“兵团”在其中，控制险隘要地，日后也不会如此狼狈。
辽沈大战——多事之秋的沮丧
萨尔浒大战后，经略杨镐被免职，明廷擢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至此，熊廷弼开唱他的悲剧主戏。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今湖北武汉），万历二十五年乡试第一，二十六年进士及第。此人身长七尺，有胆知兵，能在飞驰中纵马左右开弓，绝对是文武奇才。但此人又是百分百武汉人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时，曾经巡按辽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督民屯田，缮建城堡，核军实，绝贿赂，整肃军纪，大得军民之心。
杨镐丧师败绩，明廷因熊廷弼有辽东工作经验，派他代替杨镐为辽东经略。他本人还未出京，开原亡陷的消息已经传来。闻此讯，熊廷弼忧心忡忡，上奏表言：“辽左乃京师肩背，河东乃辽镇腹心，而开原又为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奴酋（指努尔哈赤）未破开原时，北关（叶赫）、朝鲜犹足为其腹背之患，今其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朝鲜不敢不从。建奴既无腹背之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朝廷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帝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如此激动冒上之语，明神宗均报允，并赐其尚方宝剑。
可叹的是，熊廷弼刚一出关，铁岭失守消息传来，沈阳及附近各城堡军民一时逃窜，辽阳汹汹，人心极乱。
熊廷弼临危制乱，星夜兼程往辽东急赴，祭奠死节将士，斩杀懦怯逃将，并劾罢总兵李如桢。
然后，他督促兵士制造战车、修复城堡防御设施，请求朝廷调十八万大军，分布于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等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并挑选精骑尖兵，乘间杀入后金部落，更番袭击，以使对方疲于奔命。
在他一系列计划得施之后，辽东守御已经形成体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秋，努尔哈赤部队完全平灭叶赫女真。审时度势之后，熊廷弼只得退守辽阳坚城，准备以坚守为大计，先保证城池不失，然后渐谋进取。
本来朝廷已经批准其计划，但熊廷弼在朝中招来小人，使他不能安位。户科给事中姚宗文昔日是熊廷弼好友，丁忧回朝后想补官，但一直未补上。于是，他就想假称自己有招徕蒙古部落的功劳，屡屡上疏，均不得报。计穷之余，他就给老友熊廷弼写信，让他这位势振一时的辽东经略代为己请。熊廷弼当时正忙于辽事，没顾上此事，结果使姚宗文大为怨恨。
不久，姚宗文在吏部重新得官，以朝廷特派员身份赴辽东阅视军情，自然与熊廷弼意见多左，二人嫌隙日深。
此外，辽东当地人出身的御史刘国缙以兵部主事身份协助熊廷弼在辽东募兵，他主张招募兵士以辽人为主，结果，招兵一万七千人，未几大半逃散。熊廷弼把此事奏闻朝廷，刘国缙深恨。
而这位刘国缙，与姚宗文一样，昔日在朝中和熊廷弼同为言官，三人意气相得，终日以排挤东林党人、攻击道学为能事。日久相失，姚、刘二人结伴，对从前老友熊廷弼怨毒满心。所以，二人表里相结，在朝中倾陷熊廷弼。
姚宗文从辽东阅视军情回朝，马上写奏疏，陈说熊廷弼刚愎自用，致使国土沦丧，最要命的有几句：“军马不训练，将领不布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然后，他又暗联与自己声气相通的御史言官，一同劾奏，必欲把熊廷弼从辽东经略位子上弄掉。
当时，恰值明光宗病死，明熹宗初立，朝中多事，各党各派大打出手，互相攻讦。
在受到众多攻击的情况下，愤怒至极的熊廷弼只能上书求去，朝议以袁应泰代领其职。
幸亏被派往辽东勘验熊廷弼工作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是个君子，他回朝后直陈熊廷弼在辽东的功勋：“臣入辽（东）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熊）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熊）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功沈阳，（其）策马趋救，何其壮也！”
因此，赖君子回护，熊廷弼此次未遭牢囚之灾。
袁应泰是忠臣大好人，但其谋略相比于熊廷弼，远远不如。在其任上，沈阳、辽阳，相继失陷，他本人也最终自杀殉国。
袁应泰，陕西凤翔人，进士出身。他入辽东主掌军务后，一反熊廷弼从严治军，治军以宽，并把一直与女真勾打连环的不少蒙古饥民安置于辽阳、沈阳城中。本来袁应泰想先收复抚顺，未待其出发，天启元年（1612年）春，后金先发制人，八路大军出攻沈阳东南四十里的奉集堡，挑起辽沈大战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