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是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教育部2004年的统计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66％能够在5年之内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41％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4年制的学业。在一些精英大学，几乎每个学生都毕业。但在一些差的大学里，毕业率低得出奇。这里当然有经济原因：穷学生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常常读到半截就力不可支；富学生则可以专心致志。但是，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她有奖学金，但要维持奖学金，她必须维持一定的平均成绩。这是她做不到的。因此求我高抬贵手。1991年，一个大款跑到波士顿边上剑桥地区最穷的一个小学，对69个二年级的孩子许诺：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就支付你们的大学学费。如今14年过去，当时8岁的孩子现在也已经22岁，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但是，这些孩子里，有12位根本没有上大学，16位从大学辍学，25位还在大学中挣扎，只有4位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大学拿到学士学位。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3)
美国高中产阶级的家长，从孩子三四岁时开始，就担心其未来的竞争力。于是钢琴班、芭蕾班、外语班，一个接着一个的上。选择居住地点，也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哪里的公立学校优异就去哪里，不管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孩子上了中学，又是各种暑期班、补习班，晚上回家家长亲自督促功课。甚至一个家长辞职，专门辅导孩子的学业，从十二三岁就为上大学作准备。许多劳工阶层则宁愿自己去打猎、钓鱼，放下孩子不管。我家邻居有个专门给人看孩子的，几乎没有文化，对孩子动辄训斥，有时弄得孩子直哭。其实当地有各种幼儿园和“学后课程”，很有教育性。但不少劳工阶层的家长，图省钱把孩子托到她这里，下了班来接。这样的早期教育，使孩子两三岁就陷于劣势。其实，劳工阶层的家庭本来并不一定穷。如前所述，在工厂可以比在大学挣得高得多。既然如此，管孩子有什么用呢？如今工厂关了门，孩子一看势头不好，赶紧上大学。家长则说：“你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这样的孩子坐在课堂里也心不在焉，不停地在那里算钱：“我这个小时不得不听课，耽误了打工，损失7美元！我要这样荒唐多久？”他们每上一周的课，就觉得丢了一周的钱。这样还能学好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中高产阶级反对“经济平权”的大学录取政策。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顶尖的州立大学。如今该校学生考分越来越高，中高产阶级的子弟越来越多。该校校长卡斯特三世（johnt。casteeniii）自己就是个造船厂工人的孩子。他坚信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面临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需要社会的扶助。于是，他力图推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录取政策，要学校到本州的一些贫困地区重点招生。但是，该州北部富裕的郊区的选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正试图通过立法阻止这样的政策的实施。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个人的品质而非家庭背景应该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但是，如今家庭成了培养个人品质的重要因素。真要衡量个人品质，这种品质和家庭背景的相关性已经无法割断。难道父母作出种种牺牲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的成长条件，不应该得到奖赏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夫妻有孩子时都还是穷学生，孩子从来都穿旧衣服，5岁了家里也没有车，常常带孩子在雪地里走半个小时去买东西；我有工作后，3000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在好的学区租最便宜的房子。但是，我们花了3000多美元给孩子买了架新钢琴，找了当地最好的老师，送她上一小时100美元的钢琴课。邻居一个劳工阶层者，她刚刚买了2万美元左右的新车，而且从21岁第一次买车起，从来都买新车，动不动就去加勒比海度假，去打高尔夫球。15年后，两家的境遇很可能不一样，孩子的教育素质肯定会有天
壤之别。社会是否应该把我们付出的牺牲视而不见，而要照顾她的孩子呢？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过去欧洲的贵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袭的特权和遗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国的精英，则靠考分、大学的学位、领导世界开拓经济和科技前沿的个人素质来出人头地。美国的中高产阶级，正在创造一种培养这种素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不仅有金钱上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恐怕是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劳工阶层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家里找不到学习的榜样，不明白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够及时改造，“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日益增大的劣势。
第二部分“硬美国”
美国的白人男性，压倒性地支持布什。布什动不动身着牛仔装，模仿的正是传统美国男子汉的气概。可是，他那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父亲，打仗没有二话就上沙场，他却逃了“越战”，被人称为“草鸡鹰派”（chickenhawk）。他对暴力有偏好。但是，年轻时离橄榄球最近的时刻，就是当啦啦队长。那个称别人是“女人气的男人”的施瓦辛格，靠吃药当了世界健美冠军，给美国社会留下的一大遗产，就是类固醇在青少年中横行。
野蛮反叛文明(1)
野蛮反叛文明——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布什上台以来，“新保守主义”成为描述其政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词汇。但当他进入第二任时，“新保守主义”已经快成了过时的词汇。原因之一，是这种描述不仅缺乏实证性，而且所涵盖的范围也十分有限。第一，“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并不仅仅是美国在国际上大胆使用武力，而是在要新征服的边疆进行“国家建设”，创立健全、成熟的民主制度。布什虽然在阿富汗、伊拉克大肆兴兵，但在“国家建设”上偷工减料，人们很难想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会成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民主国家。而在对付伊朗和朝鲜的问题上，美国目前连大胆使用武力还谈不上。第二，“新保守主义”仅仅描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根本无法涵盖其内政。外交在很大意义上是内政的外延。况且布什第二任的重点，是放在改革“社会保险”（socialsecurity或译社会安全）制度等内政方面。无法解释布什的对内政策，就无法解释布什主义的实质。
更重要的是，一个总统的政策会根据时局而变动。比如，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以“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旗帜，最多是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对外政策上，强调美国在国际上要谦卑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拿自己那一套强加于人，似乎要开始回归孤立主义的传统。如今，他不仅成为历史上最为保守的总统，而且执行的是最
傲慢的外交路线。这是当年人们预想不到的。如今，面对他第一任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伊战的泥沼，他第二任是否会改变政策？目前还很难预测。一句话，“新保守主义”最多描述了美国短期的国际政策，很难概括其长期的政治走向。
那么，美国政治是否有一个长期的走向？布什主义到底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趋势？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巴龙（michaelbarone）2004年出版的《硬美国，软美国：竞争与溺爱之争以及国家前途之战》（hardamericasoftamerica：petitionvs。coddlingandthebattleforthenation‘sfuture）一书所提供的词汇。
巴龙用两个高度戏剧化的形象来描述“硬美国”与“软美国”。在伊拉克，年轻的美国士兵出生入死地进行着一场高度复杂的现代战争：他们不仅要在残酷的地面战中面对抱有必死之决心的强悍敌人，而且还要熟练地操纵高科技装备，通过卫星锁定攻击目标。他们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善战的军队。然而，就是这些士兵，在几年前还是吊儿郎当的青少年，在学校随便混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美国61％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每天下了学要打3个小时工，你还指望他们读什么书呢。他们打工，绝不是贫困，而是学校的要求太松，怎么也是个毕业。1950年代的美国，富裕程度远远赶不上今天，但只有5％的高中生课后打工。因为当时苏联不仅有了原子弹，而且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强烈的危机感，整个教育系统都被调动起来参与这场严酷的竞争。如今，高中生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危机。他们打工的目的，不过是挣点零花钱，买点父母不肯买的时髦衣服、光盘、甚至汽车。他们似乎不在意自己的未来，得过且过。在麦当劳打工的第一天，他们站在收银台后不知所措，连零钱也不会找，弄得顾客在那里排长队。你要把他们和在东京的超级市场打工的高中生一比就知道，他们3个人也顶不了1个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