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让人记住他。耶鲁的退休历史教授gaddiss网。民选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大的本事，不是功课好、干什么都在行，而是和人家相处得好，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能混，最后让大家都跟他们走。这套本事，课本上没有教，读书也读不出来。克里、布什的许多功课优异的同班同学，都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但染指政治的才能一点也没有。话说回来，让克里、布什回来读书，怕是比当总统还难。
现在的问题是，克里和布什，是否是最后一代获得政治成功的草包学生？过去的世道不同，一个报童可以爬到记者的位置，甚至成为大记者；一个股市上的听差可以混到交易所的老板。同理，一个“不学无术”之士，搞起政治来可以头头是道。如今精英主义渐渐统治美国：小报童成不了大记者；股市上的听差只能当听差。爬到高位的，多是经过激烈竞争而从精英大学毕业的优异之士。换到今天，克里和布什，怕是谁也进不了耶鲁（布什不也就只能把一个女儿塞进去吗）。况且如今的耶鲁也不像过去那么好混了，因为学术上要求还是高了。布什在耶鲁讲演时开玩笑，说那些拿c的学生“也能当总统”。问题是，耶鲁校园已经找不到他那样的c学生了。这不是说以后草包学生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而是他们更不好混了，因为大学一关，就会把许多人“杀”掉。
第四部分故人传
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1)
桑塔格（susansontag）死了。她的死，代表着美国1960年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终结。
桑塔格1933年出生。父亲是个在中国经营皮毛业的商人，在她5岁时病死在中国。7年后母亲嫁给nathansontag。她少年早慧，1948年只有15岁时，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51年毕业，年仅18岁。在大二时，17岁的桑塔格嫁给一个28岁的社会学讲师philiprieff，并移居波士顿。1955－1957年间，她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但最终没有完成论文。1950年代末，她与丈夫离婚。后来她说：“我很幸运有了孩子，在很年轻时就结了婚。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现在不必再做了。”
1957－1958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学习。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collegeofnewyork）和sarawrence学院当过哲学讲师。1960－1964年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讲师。后来还在rutgers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在1960年代，她通过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党派评论》，她还成为《纽约书评》、《亚特兰大月刊》、《国家》、harper‘〖kg－＊6〗s等一系列左翼杂志的撰稿人。她30岁时开始写小说，196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集小说家、散文家、制片人、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直到2003年还出版了《旁观他人的痛苦》〖wtbx〗（regardingthepainofothers）〖wt〗。她不能说高产，但从二十几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创造力旺盛。
桑塔格1960年代在文坛“出道儿”，是19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一个1960年代的
知识分子死于保守主义大盛的21世纪初，本身就有些悲剧色彩。
在桑塔格“出道儿”的时期，知识分子正在美国社会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n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并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在这部书中，hofstandter严格地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区别开来。他借用韦伯的话，把一个人是“靠思想活着”还是“为思想活着”作为判别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些靠思想活着的人，不过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为思想活着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牧师那里继承而来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强调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价值。
不过，hofstandter接着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牧师。宗教的虔敬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有本质的冲突。知识分子并不对某一套信条和“真理”有终极承担，而是保持着一种“游戏性”，这和vablen所谓的“闲散的好奇”（idlecuriosity）颇为近似。因为真理一经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太多这样的真理就会使真理失去其纯度。所以，一旦知识分子把握了确定的真理，马上就会变得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追求新的不确定性。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种能够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事实上，hofstandter的上述两段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为思想而活着”几乎把知识分子定义成了先知：知识分子成为启蒙主义击败了宗教传统后的现代社会中的牧师。而“游戏性”则描述着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固守传统价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对立，暗示知识分子能够以其绝无仅有的探险精神指导人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这样的承担，并非没有原因。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知识分子特别感到自己对专制主义的责任。如汉娜·阿伦特等等，穷其一生之力探讨专制主义的起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即所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作为世俗的牧师，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权力抗争，就对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