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崩后，英宗皇帝年幼，众臣请“垂帘听政”，张太后表示：“不要坏祖宗成法！”坚决不允。
但是，张太后仍旧是有妇人之仁，见孙子皇帝下跪为王振求情，心一软就后退一步，没有杀掉这个日后引出无数祸端的害人精。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死。
王振虽遭此大惊吓，并未收敛，反正有小皇帝撑腰，先让小主子高兴再说。他“老实”将近一年有余，胆子渐长，在正统元年（1436年）冬又在将台召开“比武大会”，命令诸将骑射比武，射箭比试。
明朝京军万人受试，只有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十岁的英宗皇帝看得高兴，把自己手中酒杯赐与井源当“奖品”。
一旁聚观者，均私下纷言道：“去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升大官；今日皇帝亲自主持，怎么只赐一杯酒喝？”
井源忙乎半天，只赚得御赐一盏银杯。通过这一幕，明显向朝内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想升官发财，非王振大公公不可，皇上赏识也没实惠！
如此，又过了三年多，王振开始琢磨起几位顾命大臣来。
一日，王振赶上朝时，忽然问杨士奇和杨荣：“朝廷之事，全赖三位老先生。然而您三位年高倦勤，日后怎么办呢？”
乍受此问，杨士奇老头子一惊，矍然曰：“老臣我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不料，杨荣却讲：“吾辈年老，当推荐新进之人以侍君王。”
王振闻言大喜。转天，他就把侍讲学士马愉、曹鼐等人推荐入阁，参与朝政。
杨士奇很不高兴，埋怨杨荣与自己口风不一。杨荣劝说道：“王振讨厌我们，纵使我们苦苦坚持，他又能相容吗？一旦他以皇上名义出手敕任命某人入阁，我们也不得不听命。现在入阁的几个人，反正皆是我们的手下，也无大碍。”
杨士奇听此言，觉得有理。二位官场老政客，其实还是玩不过王公公。
王振这种慢火煎鱼、由浅入深的功夫，是一步步卸掉“三杨”老臣的权力，让新入阁的人感念自己对他们的提拔。
品尝到当隐身“组织部长”的甜头，王振很快就矫旨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这位王佑没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说甜话，很会伺察颜色。王侍郎长得不错，小白脸一个，身上雄性激素少，面皮光滑无胡须。王振也觉搞笑，一日忽然问王佑：“王侍郎，你怎么不长胡子啊？”王佑一脸笑开花，谄媚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看见这么一个皮光水滑的“儿子”，王振开心，仰头大笑。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死后，王振终于长舒最后一口气，京城内再无让他心中生怯的人物了，从此益发无所忌惮。
老太后崩后，王振立刻派人盗走洪武年间竖立在宫内“宦者不得干政”的铁牌，秘密销毁，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大力消除一切不利自己专政的东西。同时，王公公又大兴土木，在皇宫范围内大起殿宇和寺观，在讨好皇帝的同时，也想为自己祈福。
皇宫内新殿落成，依礼要皇帝亲自参加，大会公卿大臣摆宴庆祝。根据制度，宦官权再大，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会。
英宗皇帝少年人，一刻不见“王先生”就心里发慌，马上让人看看王公公在干什么。结果，内使一进门，正瞅见王振发怒，大言道：“周公辅成王，我难道在宴会上一坐的资格也没有吗？”
小皇帝一听，马上让人开东华殿中门，迎候王振。
众臣屏息观望，王公公迈着鸭步慢踱而来。这一来，王公公面子大了去了。
权势熏炎之际，不少谄谀小人纷纷倚附王振得以升官。继王佑后，徐睎也被王振矫旨擢升为兵部尚书。“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大员），俱攫金进见（王振）。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
连都御史王文等主管监察的大官，见了王振都跪拜迎候。
当时，“三杨”中的杨荣病死，杨士奇退休，（其子在家乡杀人，有口实在王振手中，他不得不退休。）朝中只有杨溥，“年老势孤”，仅是个政治摆设罢了。
众人唯唯，也有正直不屈的大臣。薛瑄因为是王振老乡，被从山东地方上荐入朝廷，任大理寺左少卿。王振屡次派人致意，薛瑄一直不去拜谢，说：“我受皇恩得官入京，不能入私室谢恩。”王振知悉后，也无可奈何。
一日，众臣在东阁议事，王振后至，公卿见大公公即跪拜，惟薛瑄一人傲然独立，倒使王振不得不先向对方作揖。由此，王公公杀心顿起。
不久，他派人诬陷薛瑄，逮之入锦衣狱，准备处决。一日，王振见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人暗自流泪，便问缘故。老仆人说：“薛少卿要处死罪，所以我哭。”王振奇怪：“你怎么知道薛瑄其人其事？”老仆答道：“都是咱们蔚州老乡讲的。”然后他盛赞一通薛瑄的为人。
得知“乡誉”如此，王振意少解，怕做事太绝日后不好回老家，息除杀心，把薛瑄除名遣返。
薛瑄走运，侍讲刘球就没这样的运气。这位帝师上书言事，得罪王振，被逮入狱。未经审讯，王振便派锦衣卫刽子手在牢中砍断其头；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入京，王振知其名大，派人示意他来见。陈敬宗表示：“为人师表而拜谒中官（太监），我不为也。”王振怒，使陈敬宗数年不得升迁；御史李俨见王振不下跪，立马被逮抄家，流放铁岭卫当苦力；锦衣卫兵卒王永在大街张贴揭发王振罪状的匿名大字报，很快被押上闹市凌迟。
时任兵部侍郎兼山西、河南巡抚的于谦也倒霉。他每次入京，均未登王振门行贿。中国的官场，一直如此。你送礼，长官可能记不住。如果你不送礼，长官一定记得住。恰巧，朝中御史有一个人与于谦姓名相类，常上疏与王振之议不合，大公公便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误为一人，一日性起，矫诏降于谦官职，把他贬为大理寺左少卿。后来，由于河南、陕西两省的藩主与民众争相请留，于谦的巡抚之职才未被削夺。
为了惩罚不与自己一条线的大臣，王振“创造”出一种“荷校”的刑罚，即强迫大臣在长安门戴重枷以使这些大臣们“斯文扫地”。大枷板很重，从二十斤往上加，最重达百斤，往往立枷数日，犯事的大臣当时不死，回去也要缓上几年才能恢复。
王振用事期间，在北方对鞑靼用兵前，在云南也连年用兵，史称“麓川之役”。
朱元璋定云南后，在元朝麓川路与平缅路的行政区域，重新设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以当地傣族头领思伦发为宣慰使，其实是一种变相“自制”。
明英宗继位时，思伦发的后人思任发跋扈，夜郎自大，自称为王，并大肆侵掠周围的缅地、腾冲等地，武装反明。
王振得知此事后，很想立功，于1439年（正统四年）下令沐晟、方政等人提兵攻击。方政为将无量无识，提兵深入，被叛军伏击身死。沐晟作为主帅，虽为大英雄沐英之子，但并不知兵，闻败，惭惧发病，病死于楚雄。
明廷又任沐晟之弟沐昂为征南将军，接其兄任。这位爷也无将略，到了金齿一带就畏惧不前，部下遇败又不救，被明廷招回京城贬官两级。
屡战屡胜的思任发更加嚣张，在孟罗等地大掠杀戮，闹得云南人心惶惶。王振专政，欲示威于荒远之地，当然不肯罢休。正统六年（1441年），他派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总兵征讨思任发。同时，派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
甭说，这拨明军能干，接连大败思任发，又破其象阵，杀掉土蛮兵十多万人，“麓川大震”，思任发逃往缅甸。明军暂时班师。
转年底，蒋贵等人再发大军出征，直捣缅甸，索要思任发。缅人刁滑，表示说还人可以，但明朝要割麓川一些地方给自己。
明军先礼后兵，见缅甸敢和天朝“讲价”，兴军进攻，并把思任发儿子思机发打得大败。
缅人知道明军不好惹，连忙把思任发妻儿家属及属从三十二人捆上，献与明朝派去当使臣的千户王政。
途中，思任发绝食，王政派人强灌米粥，把这位叛夷养“精神”了，在道中捡块平坦地，明正典刑，砍下思任发脑袋，函送京城。
明军还师后，当地部落又拥思任发另外一个儿子思禄发为主，攻占孟养，喧扰一时。
明军师老兵疲，只得与思禄发讲和，相约以金沙江为界。思禄发见好就收，表示不再过江侵袭。明军班师回朝，以大捷上奏。
其实，劳民伤财许多日，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实际上放弃了麓川。明宣宗弃交趾，明英宗废麓川，这对父子，开始糟蹋太祖、成祖的基业，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土木堡之变”
明朝在北边与蒙古人干仗，老实说，还真不是王振挑的头。
蒙古瓦剌部本来有三大力量，其一马哈木，其二太平，其三把秃孛罗。永乐年间，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
前文中提到，马哈木进攻鞑靼部阿鲁台被杀，其子脱欢被俘。日后，脱欢被放回，反戈一击，终于杀掉阿鲁台，为父报仇。他被明朝允许袭父爵，也称“顺宁王”。
英宗正统初年，脱欢杀掉“贤义王”和“安乐王”，兼瓦剌各部，成一方强主。他本想自称可汗，但诸部多有不允，无奈之余，只得又捡出元朝皇族的一个后代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己当“丞相”。